1984年，当我在西德完成三年旅游企业管理学业准备回国时，一些德国朋友不无担心地问我：“张，回去后你还能生存吗？”我回答：“能，因为我的祖国也在进步。”虽然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数不尽的困难、磨练和付出，但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使我们越发感到骄傲、自豪和满足。作为亲身经历中国现代饭店业变革过程的一员，回首往事难免感慨万千。
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饭店业的高速现代化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时代。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对全世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旅游业的崛起。海外旅游者来华旅游要求之强烈和来华旅游人数增加速度之快，是始料未及的，当时除了航空、铁路运力紧张之外，饭店住房紧张表现得更加突出。
1979年我在国旅北京分社做德语导游翻译。那时只要一接团首先担心的就是有没有客房，经常是接到团后先带客人去游览，等到客房落实了，再去饭店。而且还经常因为客房不够，我们就须将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客人，然后几个团的导游挤在一间房里打地铺。一次我陪德中友协30多人去内蒙的锡林浩特盟，招待所没有洗手间，全团每人端着一个脸盆排队接水洗脸。返程时，因为飞机太小，决定留下一陪同随部分行李另行返京，而我则坐在一把折叠椅上随着飞机的起飞与降落前后滑动着陪团飞回了北京。那时客房紧张的程度，对没有经历过的人也许是无法想象的。北京就曾因为客房紧张而不得不向国家政府有关领导报告，请求特派专列将在北京无法安排住宿的入境游客送往天津过夜，甚至发生过请求中央领导同志批准派出专机，将北京的游客运到南京住宿的情况。饭店业已经成为国家旅游业发展的瓶颈。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国家经济正处于十分困难的处境，国家发展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赢得外汇收入搞建设。但是旅游基础设施的落后还是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影响了国家原本想通过发展国际入境旅游获取外汇以促进国家建设的初衷。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同志为我国饭店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利用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应该多搞一点。继而又指示：“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以找华侨、外资，然后自己发展。” 1979年5月国务院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国家投资和利用外资、侨资建造饭店问题。会议决定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4个城市利用侨资外资建造旅游饭店6座。同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利用外资2000多万美元建设北京建国饭店的请示报告。北京建国饭店成为我国第一家利用外资合作建造的现代化饭店。
1982年4月北京建国饭店正式开业，并首次引进境外饭店管理公司——香港半岛管理集团进行经营管理，成为我国现代饭店业崛起的标志；1983年2月广州白天鹅宾馆全面开业；1983年12月北京长城饭店试开业……。此后，饭店建设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饭店业的加速改革开放，1984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旅游局《关于推广北京建国饭店经营管理方法有关事项的请示》，同意在全国选择50家饭店做试点，推广北京建国饭店的现代化经营管理方法，并明确指出：这是我国饭店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从此，中国开始抛弃原有的饭店宾馆计划经济成本中心事业型传统运作模式，并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的利润中心企业型运作，掀开了中国饭店业更新换代的历史篇章。
截至2007年底全国仅星级饭店已经超过了13500家，是1978年全国涉外饭店总数的100倍。

关于引进外国饭店集团管理的利弊之争
1984年，我回国后被北京市旅游局派到已正式开业两个月的长城饭店任副总经理。因为种种原因，北京市旅游局决定请跨国酒店管理公司管理长城饭店。是年年底，我参与了委托喜来登管理集团全权管理长城饭店的谈判。1985年3月喜来登集团接管长城饭店。
在当年，引进外资搞饭店建设还较比容易被接受。虽然人们已经习惯以“一无外债、二无内债”为自豪，但是引进外资到底还是让人家把钱带进国内、境内投资，更何况是投资不动产，被认为只有留下没有拿走的可能。然而对引进外国饭店管理集团管理中国境内的饭店则很不容易为人理解。因此，在社会上、在舆论界一时间议论纷纷，众说纷纭，有些说法与观点甚至对30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影响。当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争论之一：在中国到底该不该让外国人来管中国工人
“该不该让外国人来管中国工人”这样的问题现在也许没有几个人愿意讨论了。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却是天大的“原则”问题。
喜来登接管饭店时，昨天还是“国家主人”的人，一日之间就变成了得听命于外国籍经理的人，不少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便片面认为在合资饭店里是“洋人专制，国人无权”。因此，就有人认为在中国让外国人管中国人有伤民族自尊、有损国格，一方面产生了对外方管理的抵触情绪，甚至发生反抗行为和破坏行动；另一方面抱怨中方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喜来登接管长城饭店后，就曾有人向饭店党委质问：为什么在我国的首都北京要让外国人管中国工人？并说，“做出这种决定的党委是卖国党委”，“书记是李鸿章”。
争论之二：外国管理集团到中国是抢走了市场还是带来了市场
外国管理集团进入中国后，立刻表现出了掌握入境客源市场的优势。相比之下国有饭店在这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这时有些人就认为这是外国人抢了中国市场。但他们没有看到，外国管理集团在入境客源经营上，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品牌为中国招揽了更多的客人；另一方面当他们在世人面前宣传接管了中国的饭店时，也同时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的开放，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他们也没有看到，由于外国管理集团带来的市场意识、管理技术、服务水平、饭店用品，乃至蔬菜和食品都对国内相应行业与制造业的兴起起到了更新换代、增加品种和提高品质的推动作用。
争论之三：“洋人”管理费高工资高是不是“肥水流入了外人田”
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思想，但那时简单的认为“民族自尊心和自强思想”可以代替实际能力的人却大有人在。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很有市场，其实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人不能正确地看待。有些人总觉得让外国人花着外汇，拿着“高工资”和“高额管理费”管着自己的饭店不值得，与其肥水外流，不如自己来干。因此，也不乏一些饭店在设法赶走外国管理公司后自己经营，结果使饭店遭受更大损失的事例。
针对上述争论焦点，当时的国务院旅游协调办公室及有关政府部门、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多次在全国各地召集中外合资饭店负责人座谈会，通过研讨统一思想，并针对中外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对策，有力地推动了饭店业改革的正常进行。

加强中外沟通，促进文化交融、实现现代化管理
在中外合资饭店，特别是在外国管理集团管理的饭店里，中外籍管理人员之间不同的管理思维和工作方法碰到了一起，难免发生谁对谁错的摩擦，这时最关键的就是需要加强相互间的沟通，增强了解和理解，搞清楚为什么外方要这样做，为什么中方会这样想。这时强调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既然是中外合作，又是请外国管理集团管理，就必须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出外籍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发达国家现代化管理制度的先进性，使他们在经营管理上负起应付的责任，并把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验在中国用起来；另一方面，如果中方员工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再先进的管理制度，再强硬的管理者也无法进行管理，因为他们没有管理的基础。为了使外籍管理人员了解中国国情，尊重中国人，搞好管理，我们除了平时注意向外籍管理人员讲中国历史，国家政策，党政工团，民俗习惯外，还对他们组织专门的思想沟通活动。我们曾组织饭店全体外籍管理人员几十人，配上翻译，给他们上“政治课”：从鸦片战争讲到抗日战争，从旧社会讲到新中国，从社会主义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文化革命讲到改革开放。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中国的客观历史和社会文化元素，既是历史也是客观存在，根本没有必要去回避。反过来，一个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如果对此一无所知的话，他就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和尊重中国同事并与他们合作。我们告诫他们，任何外国人，只要他在中国做生意就一定要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这样才能了解中国人的情感，才能和中国人合作并作出成就，否则他将一事无成。同时我们还组织他们走出去参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了解北京市城市规划，请他们列席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团代会等等。这些活动和“政治课”使很多外籍管理人员深受启发，起到了非常好的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作用。
在中方职工中，我们经常发挥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作用，采用多种方式多方面的做工作，教育大家克服狭隘的自尊和盲目排外思想，尊重外方管理，努力学习业务，掌握先进的管理经验为以后接任顶班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所有这些活动和教育活动都为饭店经营管理中中外双方良好的合作创造了条件，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对中方学习和汲取外方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饭店市场运作能力，保证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中方经理”在中外方磨合中的“润滑剂”作用
当引进并实施外来先进管理制度时，东西方两种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猛烈的碰撞。各种观念、思想、观点的冲突都暴露了出来，一些不当的批评、过激的言辞也纷纷发泄出来，更有一些人使用消极怠工或破坏饭店设施的方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和不理解。
多元化的文化背景虽然能为合资饭店企业文化的建立提供丰富的资源，但是，同时也将双方带进了痛苦的磨合过程，特别是对在合资饭店里担任一定管理责任的“中方经理”——本地人担任的副经理来讲，则更是痛苦，因为他们始终处在外来管理者和中国职工那种带有民族情绪的尖锐矛盾中，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但是，饭店企业里这些“中方经理”中的大部分人对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原则问题都是思想统一、信念坚定，并富有付出精神的。他们是合资企业里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他们一方面向外来管理人员介绍我国的法律和政策、风俗和民情；另一方面做好中国职工的工作，说服和教育职工如何理解暂时还不习惯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从而在东西方文化的冲撞和磨合中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和“润滑剂”作用。
如果没有这样一批“中方经理”在合资企业里充当骨干，企业中的中外合作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实践和实例一再说明，无论是在合资还是外资企业里，只要中外籍职工能够求同存异，良好合作，企业就能成功，否则一定失败。因为在中外双方合作的问题上，单独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既然是双方合作，就要注意发挥中外双方两个积极性。但是，由于处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磨合过程中，有时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往往难免是非常模糊的。有时做对了也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或因为暂时不合时宜而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在与外方合作的过程中，不仅仅要用积极的态度、专业的观点、理智的语言去进行沟通，还要做到原则性、灵活性、忍耐性的三性结合，缺一不可。
当然不能否认，“中方经理”当中有不少人在这个“磨合”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充当了无谓的“牺牲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合资企业的“试验田”里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引进合资外资饭店对中国饭店业改革的意义
从中国境内第一家合资饭店开业到我们跨入21世纪，中国现代饭店业在近30年的时间里，走完了国际现代饭店业走过的百年历程。我们应该承认，在这30年里占我国星级饭店数量始终不足百分之五的合资外资饭店一直发挥着旗舰、样板和行业龙头的作用。正是这个作用使得整个中国现代饭店业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挑战，体验了市场竞争的残酷，感到了市场运作的必要。这一形势迫使中国现代饭店企业的经理们积极地投入到改变传统观念的革命中，投入到管理制度的改革中，并获得了市场经营思想的飞跃。中国现代饭店业也在全国各行各业中成为最早实现国际化，最早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的行业。
由于“合资饭店”的出现，推动了我国饭店业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如何正确认识这一事物，如何将外国饭店管理集团带进来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完全为我所用，仍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引进、实验、为我所用，是我们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先进管理制度的目的。因而，很好地总结已经引进的经验和总结自己积累的经验，便成了摆在我国饭店业业者面前的一项迫切又繁重的工作。
担任过改革开放早期四家合资饭店董事长的侯锡九同志说过：“合资饭店的意义，不仅在于引进了外资建饭店，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引进了市场经济的观念，建立起现代企业模式，对中国旅游饭店方面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0年弹指一挥间，到2007年末，全国共有星级饭店13583家，客房157万间，床位290万张，年营业收入总额为1647.03亿元，上缴营业税118.34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9.87万元/人。此外，全国还有非星级宾馆近30万家。2007年全年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472万人次；国内旅游人数达16.1亿人次；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的地位。
（作者为北京派雷斯酒店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曾在北京长城饭店、贵宾楼饭店、凯宾斯基饭店任领导职务。）